四

    秋收后，把粮食拉进了场院，马车就不用了，天还没冷，村里的马车就要出去拉交了，这也是生产队的一项重要收入，一直到年根底下才回来，过了年还得走。转年的春天，又要该种地了，马车队才回来，因为要用骡子和马来犁地。所以拉粪用的都是牛车，牛车的车轮子和马车的橡胶轱辘不一样，是木头的，而且直径也大，收工的时候，老牛知道这是要回家了，撒着欢地往家里遼，比马车跑的还快，可是这些没务过农的学生哪懂这些啊，车老板不用鞭子赶，连吆喝都不用。谁能想到杜晓丽从颠簸的牛车上掉了下来，被后边的牛车从腰上重重地压了过去，赵晓丽立马就昏了过去，队长当机立断，用队里的战备车将赵晓丽拉到了市医院，做了x光检查后，大夫看着片子对蒋队长说:“腰椎三四两节粉碎性骨折，咱这治不了，你们赶紧转院吧，越快越好，晚了就耽误了。”老蒋还真有经验，立马叫上项大卫，买了三张火车票，去天津了。

    项大卫刚离开家还没有一个月，又回来了。为了省钱，蒋队长只买了一张卧铺票，赵晓丽躺着，这两个人坐了一夜，还得在大虎山倒车，这一路可把蒋队长和大卫累坏了。下了车，老蒋让大卫给学校打了电话，将赵晓丽的病情告诉了校长，然后就背着赵晓丽坐上公交车去了骨科医院。因为走的急，也没来得及和通辽的知青办打招呼，老蒋想的是这治病的钱谁来出？按理说，这在城市的企业里算工伤，可是老蒋不认头，老蒋心想:我们农民要是摔坏了谁管啊？生产队一年挣的那点钱能干这个事儿吗？那可是全村人一年的血汗钱啊！还好，朱校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赶来了。老蒋见有学校的领导来，寒暄过后就和项大卫撤了。从医院里出来，蒋队长对大卫说:“这个钱咱出不起，得让学校拿，我做为一村之长，对她进行了及时抢救，没耽误她的病情，已经尽到了责任，无论是对你们学校，还是对她的父母，也算是有个交代。”大卫听老蒋说着，觉得也有道理，心里想:难怪那些同学不愿意当农民，农民有病谁管啊？就得自己管！这次回来，大卫和蒋队长只在天津住了一天，回到家里和老爸打个招呼就回去了，同学一个也没见。

    公社每年都参加县里举行的篮球赛，钱中友在学校就是校篮球队的前锋，篮球打的好，个子也高，身高有一米九二，到哪都是鹤立鸡群，最后他又代表盟里参加省里的篮球赛，无意中被一个部队的篮球队教练看中，他参军走了，那时他老爸还没被“解放”，他也是这些同学中第一个离开农村的同学。

    在知青来之前，农村的文艺节目就是二人转，自从天津的这些知识青年来了之后，他们也把歌声带来了，劳动之余，他们还排了现代样板戏，这一发不可收，出了好几个文艺骨干，远近闻名了。不久，又走了两个，一个是带眼的都会吹，带玹的全会拉的唐玉山，被选调到吉林省军区歌舞团，成了军人里的文艺兵，去长春了，一个是唱的好、形象也好的张慧丽，被选调到盟军区歌舞团，去了通辽，也成了职业军人，后来，还被选送到沈阳音乐学院，进修了两年，走上了职业生涯的道路，成了名副其实的军旅歌唱家，二十多年后才转业到地方。

    日子过的很快，等1971年的春节前，项大卫再回来的时候，见到杨久为，发现他们还在家里待业呢，当初来他们家里动员他们下乡的街道干部也不来了，从六八年开始算，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连六九、七零届的中学生都走了一茬又一茬，他们也早已经不去学校了，彻底成了社会青年了。项大卫虽然没去参军，却成了一名农民科研工作者，来去匆匆，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他的9.20培养基，感染了没有？配多少浓度的合适？头一年将花生米，用9.20溶液侵泡后种到地里，等到秋天结果的时候，刨出来一看，长的是一般花生的两倍大，可是剥了皮再看里面的花生仁，比一般的花生米还小的多，就是皮厚。大卫就整天想着用什么方法将花生米变大。除此之外，大卫还学会了扎针灸，村医梁大夫是个富农子弟，但是，人很聪明，本村谁有个头疼脑热、或腰背受风的，到他这扎几针或拔几罐就好了，他告诉大卫不管是谁，只要是感冒了，肯定是“右脉浮紧”，他给感冒的病人扎针时，叫大卫在旁边看着，并让大卫给病人号脉，体会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医理论，大卫不仅对中医望闻问切的理论有了粗浅的了解，也能知道几十个经常用到的穴位，有的农民兄弟还真拿大卫当大夫了，多少年以后，大卫一想起这些都觉得好笑，就算蒙古大夫自己也不是啊。几十年后，大卫还清楚的记得，有一次，那个四十多岁的宋三叔，大半夜的来找大卫，说他的女儿发烧不退，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针头和药水，非让大卫去他家给他的女儿打针，可是，大卫根本就没给病人打过针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卫将那只大概是青霉素的针剂，吸到针头里，放出一点后，就往她的臀部扎去，可是他哪懂得臀部注射的部位是上外四分之一啊？针头是扎进去了，可是就是推不动，药水进不去……后来想起此事都后怕。

    这个春节又过完了，王源东来找他，跟项大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