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这两章会偏向纪实文风格，挺苦的，跟言情俩字儿几乎没啥关系，觉得枯燥可以略过哈，我就非得这么写，才能出来我想要的效果）
    我叫汪真真，名字改过两回，曾用名汪珍、汪真。
    我名字里原本的『珍』是一个叫花子给起的，我爹给了他俩窝头。
    那年我刚下生不久，那叫花子路过我家，就朝窑里望了一眼、都没看清我长啥模样，就猜到土炕上裹着的是个女娃，神的嘞。
    叫花子说我将来做工、成家，都要到外头去，和家里的缘分有点浅，但会给娘家添砖加瓦，是个讲良心的好娃子。
    他叫我爹好好珍惜这一世和我尚浅的情谊，提议我名字里最好能有个珍字。
    那就叫汪珍好嘞，字太多也没用，我爹又不识得。
    就我这么个普通的名字都没闹准，是因为当年负责户口登记的大队干部不会写珍惜的『珍』，我一个女娃，我爹也不甚在意，就拜托那位同志随便写成哪个zhen都行。
    据说当时那位人民公仆刚要犯愁，结果一抬眼、正巧瞧见墙上挂着一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志的画像。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画像底下有这样一句话看着眼熟，少、人、中……这几个字、还有字数，都能和名人名言对上号，那干部认定这句话打头第一个字一定是真理的真，正好符合我爹随意的要求，便将其赐给了我。
    这些事我是在六七岁的时候、听我妈对几个来我们大队下乡的知识青年讲来着。
    他们中间有个大姐姐长的可水灵，姓什么不记得了，我就记得她名字里有个柔字，就像她的人一样，温柔、美丽。
    我很喜欢看她、听她说话，便忍不住这般夸她，她立马教给我一个成语——人如其名。
    柔姐姐当时和几个同学一起借住在我们家，她们跟我妈处的不错，我妈一个农村妇女，估计是实在没什么新鲜事好对文化人讲，就说了说我名字的乌龙。
    我妈讲的时候乐得直拍大腿，可她其实根本闹不清两个zhen字有啥区别。
    大家听了都跟着笑成一团，柔姐姐却眉目温雅、没取笑我的名字。
    她拿根柴火棍，在黄土地上写出两个不同的zhen字，组了词、清楚解释，教我认教我写，还悄悄告诉我就算不吃饭，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多学知识。
    可惜我家里也没那个条件，只叫我读完了初小。
    待我后来遇上奚熹，一下子就又想起了柔姐姐当初说‘人如其名’时亮晶晶的眼睛，说多学知识时的明智笃定，原来这就叫自信，是金贵家庭养出来的女娃才有的，装不得。
    奚熹曾是我最好的朋友，用后来的流行语诠释就是，她可是我‘闺蜜’。
    我后来在户籍改革的时候将名字改为叠字，就是奚熹给我出的主意。
    她说港台明星好多都用叠字，叫起来洋气，我叫真真，她叫奚熹，珍珍惜惜，形影不离。
    奚熹是70年生人，我比她大两岁多。
    我们都生于那个思想上比较传统、但行动上相当务实的年代。
    不同的是，我没有家底，她没锄过地。
    我父母是农民，她的父母只是下乡插过队，裤腿子上没沾过多少泥。
    我读书少，就算外出务工也做不出什么改变命运的成绩。
    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哥哥当过兵、在矿务局端铁饭碗，她还是大学生、前途一片光明。
    在当时的我看来，他们兄妹俩真的很优秀，都属于后世人们常定义的——别人家的孩子。
    所谓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原本从未质疑过家里为啥这么穷，也早忘了柔姐姐的嘱咐，那些年也从未觉得身为一个女娃、因为家里穷而没怎么读过书，是何等憾事。
    直到我结识奚熹，方才知晓原来读书，真的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那一年，奚熹是跟她哥哥一起来我们煤电厂交流学习的，那时候她大学还没毕业，正赶上晋陕两省的煤炭企业面临能源整合、合并重组，要算账、要引进设备、还要学习外国人的先进管理制度。
    奚熹会说苏联话，就被他们那的矿务局从学校给借调过来，帮忙联络翻译，领实习工资。
    我当时在厂子里的食堂工作，住集体宿舍，奚熹初到陌生的地方、不敢一个人住干部宿舍，她向工作组提出想找个年纪相仿的女同志陪她，要干净、有礼貌，还不准打呼噜。
    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家衰。
    应该要感谢我爹我妈吧，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他们都很勤劳，尤其我妈，土盖的房子泥砌的炕，都扫得一尘不染，还惯爱喊我干活。
    我从小勤快，家里、地里、到后来食堂里的活都做的不错，如是，厂子里的领导一听奚熹的要求，便第一个想到了我。
    后来我爹我妈拿我的彩礼盖了砖房，我妈还感慨——真叫那叫花子说中了，我命是有多好，才能跟奚熹这样金贵的女娃娃互称姐妹，又通过她攀上她哥、嫁进他们那个祖坟冒着青烟的知识分子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