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贸重开的消息一开始只是在与衙门关系密切的士绅、胥吏等少数人中间流传，不过很快便不胫而走，在坊间疯传。
    尽管有不少人对此半信半疑，不过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又是从衙门中人的口中传出来的，由不得你不信。
    果然几天之后，《江南时报》第四期上也刊登了相关报道，确认了这个消息。
    这篇由赵鸿义主笔的新闻报道花了他整整两天时间，得益于赵鸿义广阔的知识面，这样的文章写起来并不算难。
    这篇报道不但讲解了海贸中断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一年多时间里海贸相关从业者遭遇到的困境，还进一步展望了海贸重开后将会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形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很快这篇报道便引起了整个江南地区的热议，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因为这样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在形式上是开了先河的。
    不论是官员、士绅、商家还是百姓，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对社会经济形势做出详尽的分析与判断，并写出相应的报告公之于众。
    即便是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的奏折，恐怕也没有分析得如此细致和深入浅出，更何况这样的奏折除了朝廷大佬之外基本上没人能看得到。
    因此，第一眼看到这篇经济分析的人，首先就会被洋洋洒洒一大篇的文章给唬住——能写出这么一大篇分析报告的人，不用说肯定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才子。
    至于文章内容，不论最终结果正确与否，至少赵鸿义做到了摆事实，讲道理，可以说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而且经济报告离开了统计数据，也很难判断是非对错，从这一点来说，赵鸿义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没有人能拿出数据来质疑他。
    所以尽管许多人对来自后世的经济学知识似懂非懂，不过大部分读者都下意识地认可了文中的分析和论断。他们会根据文中的分析，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应对。
    本来大量无序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统一有序的集体行为，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微循环，使得经济形势隐隐朝着赵鸿义在文章中分析的方向发展。
    这让大部分人更加坚定地相信赵鸿义的判断，也让《江南时报》和赵鸿义本人的声望日渐高涨。
    如今想要在报纸上打广告的商家越来越多，而报纸的版面是有限的，所以商家们打广告也要排队，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让报社众人颇有些头疼。
    目前《江南时报》每一期只有两张纸，四个版面，因为印刷技术的限制，字体比后世的报纸要大了不少，实际上一份报纸的字数并不多。
    除了新闻之外，版面上基本都是广告位，但每一期能刊登的广告仍然很有限。
    总编汪立诚建议将报纸扩版，从从每期四个版面变成八个版面，这样可以增加不少栏目和内容，广告位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过无形之中又要增加不少成本。
    经过核算，扩版之后每份报纸的成本将从十文钱涨到十八文钱。
    假如报纸的售价也跟着涨的话，必然会打击商家的订阅积极性；但如果不涨价的话，这多出来的成本还是要由报社来承担。
    这是个让人进退两难的问题，赵鸿义只好召集几位股东开会讨论。
    苏惟钧提议维持原来的价格不变，用广告收入补贴报纸印制成本——这也是后世通行的做法。
    由于商家打广告十分踊跃，报社的广告收入也是节节攀升，所以覆盖掉多出来的这部分成本还是比较容易的。
    趁着现在《江南时报》名气大涨的时候，尽快将报纸推广到整个南直隶地区，让报纸这种媒体深入人心才是正事，至于赚钱的机会，以后有的是。
    而严伯毅则老成持重一些，他认为亏本经营始终不是长久之计，既然要扩版，那么涨价也势在必行。还不如趁着现在报纸刚刚创办不久、没有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一步到位把价格提上来，不然以后要想提价就更难了。
    庄俊豪支持苏惟钧的提议，杜锡哲则支持严伯毅，双方各执己见，最后皮球又踢到了赵鸿义这里。
    赵鸿义苦恼地挠挠头，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后世的通行做法，维持报纸价格不变，用广告收入补贴印刷成本。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不轻易涨价可以维持报社的信誉，在广大百姓心目中建立良好的市场口碑，使报纸推广更加容易。
    二是作为媒体业界的先行者，低价策略是一道门槛，可以吓退一些潜在的竞争者，尽量维持市场优势地位。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不久的将来靠报纸赚钱是非常容易的，那必然会引来一大群模仿者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分一杯羹。
    有《江南时报》这个媒体业先行者的标杆示范作用和良好的口碑，其他模仿者想要争夺市场份额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为高昂的代价，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是不行的。
    这就可以把一些有想法没实力的潜在对手排除掉，这对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是很有用的。
    赵鸿义把这些考虑对众人说了之后，获得了一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