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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掌柜，你且稍待，小官人去李家村了，不时便会回转。”

    张家的家仆，对“勤卷堂”的陈掌柜还算客气。而且，这一次来的，可不止是陈掌柜一人，还有几个秀才。这是他好说歹说才总算笼络过来的，平日里专门为“小报”撰写文章的人。水平呢，也还算不错，但这仅仅是对北宋的“小报”来说。

    “陈掌柜，我等真的能一月拿到两贯钱？”

    一个秀才，有些忐忑地问道。虽然他们是体面的读书人，被人称之为秀才。但是个中酸楚，唯有他们自己知道。即便是宋朝扩大了科举的规模，也造成了“冗官”的老大难问题，但还是有很大部分的读书人是没办法挤进官场的。有些认命了的，就只能在“自甘堕落”，成为一名“胥吏”。

    “胥吏”，在宋代来说，是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既不是官员，也不同于平民百姓，而是介于官、民之间，是“庶人之在官者”。而且，一旦选择了“胥吏”这条路，那么不好意思，当官一事就只能是个梦想了，基本不可能实现。

    要是宋初的时候，胥吏为官还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就不行了。随着文官地位日渐提升，而胥吏的地位日渐下降，不仅士大夫瞧不起胥吏，甚至世人对胥吏也是鄙夷的。没有了晋升的通道，北宋的胥吏更是“猖獗”了。要知道，北宋官员大多三年一任，甚至可能几个月就调走了，而胥吏却是长期都在一个地方的。所以，蒙骗起长官，攫取官员的权力来，那手段简直不要太多。“吏强官弱”，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北宋皇帝出于对科举制的维护，所以才要打压胥吏。如果胥吏可以当官，那么也就没有人愿意点灯熬夜寒窗苦读了。更重要的是，胥吏因为有地方治理的经验，一旦当官就很可能会吊打“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进士们，为了不增加社会矛盾，所以北宋皇帝才这么一刀切。

    这就是中国式思维的死角了，什么事都喜欢一刀切，也不考虑会产生什么后果。可以说，现在北宋的官除了个别很有能力的之外，都是给胥吏吊打的。不管是在治理地方上，还是在对《刑统》律法的解读上，胥吏都比大部分官员强太多太多了。

    若是北宋皇帝能让胥吏治国，说不定还有续命的机会。因为胥吏最讲实际，不会有文人那样天真的幻想——比如提出什么“联金灭辽”，还要甘当出头鸟，先跟辽国干一架，让金国在后面白白捡了便宜。

    张正书见到这些秀才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其实就是个科举制度下的悲剧产物。

    放不下读书人的体面，只能靠抄书，靠撰写小报来度日。

    然而，便是撰写小报，也轮不到他们，因为北宋汴梁城里的读书人实在太多太多了，厉害的人也太多。所以，这些秀才，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很是困苦。甚至北宋百姓随便去做些工，都要比他们赚得多，日入百钱不是问题。可这些秀才呢，只能混个温饱，除了读书人的体面以外，根本没有什么生活的技能。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小官人，这些秀才都是我寻来的……”

    陈掌柜一见张正书回来了，连忙拉着张正书的手，悄声说道。

    “这些秀才，怕是郁郁不得志那种人罢？”

    张正书也瞧出来了，这些秀才的衣裳虽然整洁，但还是略微打了补丁的。一件儒袍，洗得浆白，穷酸的味道很远都能闻得到。

    “小官人果然慧眼如炬！”陈掌柜也是惊讶，“不瞒小官人，这些秀才虽然不堪大用，但也是撰写过‘小报’的。那些文章犀利的秀才，都是寻不来的……”

    听了他的解释，张正书才明白，原来汴梁城的“小报”的撰写，是固定有秀才提供文章的。这些秀才，和“小报”的老板有类似口头契约的约定。而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低，比这些穷酸秀才要好得多。月入两三贯钱，是轻轻松松的。

    “……小官人，我跟这些秀才说，一月给他们两贯钱，你不会怪罪我罢？”

    陈掌柜有些慽慽地问道，他不知道自己擅作主张，会不会引起张小官人的不快。

    “一月两贯钱？”

    张正书也有点意外，这实在也少了点吧？不过，他是一点意见都没的。做得不好的，两贯钱给他们都有多了。做得好的，张正书也会给他们加钱的。有金钱的激励，和没有金钱的激励，员工的表现绝对是截然不同的。

    “善！”

    张正书没想到，这陈掌柜的这么黑心，压榨得比他还要狠。

    “那小官人，你应承给我的钱……”

    陈掌柜算了算，他拉来了八个秀才，按照张正书的说法，他能拿到八贯钱。之前张正书已经给了他一两银子，也就是说给他五贯钱，就算是付清了。八贯钱啊，已经相当于卖出好几十部书籍了。这年头，书籍生意不好做，陈掌柜的书坊只能说利润微薄。除了印书能赚点钱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