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很快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手下的情报部门和情报官员众多，如何不知道因为西夏、大越李朝以及大理国的国内事务而影响到了相当一部分朝廷文武官员的心思。

    于是王伦下了一道圣旨，林冲、韩世忠封太子太保，岳飞、史文恭为太子少保，负责教导太子兵事，又封次子王阅为郑王，三子王阐为卫王，彻底让朝野安心。

    同时王伦又派使者，分别前往西夏与大越李朝，建议西夏国主李乾顺立次子为王世子，封李阳焕为交趾郡王。

    毕竟西夏与大越李朝都已经向新汉称臣，作为宗主国，王伦也第一次使用了宗主国皇帝该有的权力。

    至于大理国，段正严又不曾派使者求封，那就让他们继续内斗吧。

    李阳焕的地位就此稳固，但王伦说是“建议”，其实就是命令，李乾顺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封二儿子李仁孝为王世子。

    王伦的一道圣旨，却彻底让西夏国内的贵族和官员们分裂成为了两派，原因也很简单，在愈发咄咄逼人的新汉面前，西夏贵族们更希望有个党项血脉的储君出现。

    因为李乾顺本人就有一个汉人母亲，而且这位国君崇尚儒学，李仁孝更是被一群学儒的汉人臣子教育大的，若是接连两任皇帝都重视儒学，那么西夏的独立性还会存在么？

    为了强调党项的民族性，强调西夏与中原的不同，西夏很早就发明了所谓的“西夏文字”，却是用汉字为基础创造出来的。

    只是西夏官方虽然一直在推行这种文字，却始终无法取代汉字在西夏国内的广泛使用和流通，因为他们的文化只是汉文明的一个小小触手形成的一个小小分支，是无法以树枝取代树干的。

    这导致了西夏国内一个很尴尬的现状，汉语成为西夏国内的通用语言，甚至西夏贵族学得还是“河洛雅音”，相当的复古。

    再加上新汉与西夏议和之后，西北战事基本停歇，两国贸易愈发广泛，更多中原的新鲜事物流传进来，比如兴庆府就已经出现了好几家竹牌马吊的赌铺。

    王伦很清楚，中原王朝若要搞文化同化，单纯地依靠儒家的教化，时间长难度大，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市井文化，也就是要“俗”而非“雅”。

    这里的“俗”并不是低俗，而是大众化的风俗，基于人性的共通性，这些“俗”更能拉近周边国家的百姓、民族与中原的距离。

    于是在朝廷的有意引导下，天下各地出现的话本、小说，就被选了一批，官办的书社、书店购买了版权，就在四川、陇南、陕西等行省大量印刷，然后疯狂向西夏民间售卖。

    这些话本、小说的内容，并不刻意宣扬忠君爱国，而是男欢女爱、人情世故、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尽皆包揽，又通过阅读、说书、戏曲的方式，向西夏不断传播而去。

    在新汉与西夏的边境，已经出现了不少民间的“秦腔”戏曲班，而“秦腔”善吼，非常适合改编一些战争故事，就此迅速在西夏境内流行开来。

    这个时代的娱乐方式相对贫乏，故而戏曲这种模式被朝廷官方整理整合之后，爆发出了连王伦都震惊的影响力。

    许多“秦腔”戏班已经在边地互市的集市常驻，不少西夏百姓们，凑钱也要来听一场，甚至不少逢着休息日的西夏士兵，也脱了兵衣，冒充百姓来听。

    最受西夏百姓们欢迎和热爱的，却是“包公戏”。

    所谓“包公戏”，其实是民间对清官断案、审案这一类公案小说、戏曲的统称，戏曲主角未必总是包拯，但百姓们出于朴素的情感，还是乐意将包拯视为清官的代表。

    开封府尹包康就曾微服看了一场“汴腔”的“包公戏”，演的乃是包青天铡赵王爷，这故事显然是虚构的，甚至礼部曾要求将故事里的赵王爷换个姓，毕竟这指向性也太明显了。

    但礼部无法禁止，因为百姓们爱看，包康就看得津津有味，他很清楚自己的先祖并没有做过有些事情，但百姓们期望着人间有不公时，能够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包拯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而显然对于西夏的底层百姓而言，他们也期望着出现一个“包公”为他们主持正义。

    新汉与西夏的互市，新汉由于推行了均田令，官府积极引导百姓们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加工业、手工业，故而互市总归是能够利及百姓的。

    而西夏方面，互市的大头是毛皮、皮革、牛羊等，西夏是存在着大量的牧奴，人身权力被贵族们所有，所以西夏互市受利最多的仍旧是贵族而非广大的百姓。

    王伦便如此引导着新汉朝廷，以互市为突破，在商贸、经济上打击西夏的本土产业，在文化上则通过通俗小说、说书、戏曲等，进行着文化上的入侵。

    在黄龙府过冬期间，王伦很认真地思考了该如何消灭西夏，他原本的计划，是灭金回朝后，至少抽出两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整顿